周行不殆、大曰逝，说明道是运动的，是一个过程。

同上《何谓普世?谁之价值?》，页51。43、《中国必须再儒化》，页142。

66、参看《何谓普世?谁之价值?》，页175-179。在这样的背景下，1987年，由孔子基金会与新加坡东亚哲学研究所合作召开了规模很大的 儒学国际学术讨论会。前面说到，董仲舒是当代大陆新儒学仰慕和追踪的榜样，一位大陆新儒家学者就说，新中国最接近汉朝，开创者都是平民出身[104]，这是他们的历史判断。他们批评民意合法性独大的西方民主制度，用蒋庆的说法就是，这种经由选民选举出来的政府，只有一国国民此时此地的现世民意认同。关于中国大陆所谓新左派与大陆新儒学关系的问题，这里不能详说，还需要有专门的论文来详细讨论。

见《政治儒学》 (北京:三联书店，2003)，页98。一是2013年11月26日习近平到孔子故里曲阜考察并讲话，二是2014年9月习近平在国际儒联发表关于儒学与传统文化的讲话，三是2014年5月4日习近平到北大探望《儒藏》主持人汤一介并促膝谈心。多所涉猎于述朱诤朱之间，而于朱子本人之书不精不熟，势将泛滥而无归，亦如治丝之益纷。

抑且著书作文与对面言谈自有不同。而于朱子对当时之政论政见，则散附其一二于史学篇，虽不能详，要亦可见其大体。并屡以集两家之长，补自己之短为训。读者当反求诸己，心领神会，得一善而拳拳服膺，可以终身享受。

此等诚是学术界一大可骇怪之事。治朱子学，则必求明朱子其人及其时代。

夏心伯著《述朱质疑》十六卷，于白田《年谱》颇多纠正。如《论》《孟》集注成于朱子四十八岁，此后二十余年递有改易，其最后所定，固是观今本而可知。惟黄全《学案》乃学者所必治，虽不能一一加以驳正，然于紧要处亦偶有提及。此亦犹如驳正黄全《学案》，皆不得置而不谈，非欲泛滥旁及。

固亦有疑其门人误记处。惟如吴坚所云：但涉猎乎《语录》，而不玩味于成书，几乎而不为入耳出口之资，此则亦所当戒。本人为《朱子新学案》，于其《文集》《语类》两百八十卷书，逐篇逐条均经细读，乃见朱子著述各书，其精义所在，其余义所及，多为只读各书所未易寻索者。《学案》求详，重在记叙。

朱子读书多，著书多，所著书中所牵涉之问题多，此三多，为古今诸儒所莫逮。今于此数百家异说之外，更创一说，亦不因而见多。

其书经二十余年四易稿而后定，较之李洪两谱，所胜实多。是安可概以门人记录之不确而忽之。

然两家之有争论，则为不可掩之事实。流落人间者，泰山一毫芒，学者千里从师，不以读其书为足，必以见其人为快。王阳明《朱子晚年定论》继之。乃知不读《文集》《语类》，即无以通朱子之学。此乃理学之所以为可贵处。至于学术方面，则不论经学史学文学及其他诸端，在朱子亦自有此成就而止，学者当不以其所成就而自限。

然真能发挥朱子学之本意者，宜莫如朱子本人。晚年有意为《宋元学案》，既非夙所究心，殊难胜任愉快。

不假修为，可以造道入德。《朱子语类》，尤与其他理学家之语录不同。

袁桷清容有言，朱子门人当宝庆绍定时，不敢以师之所传为别录，以黄公勉斋在也。义理之精微，工力之曲折，无不畅明厥旨。

学者初看理学家语录，每易感其枯燥。而更相传写，又多失其本真。朱子教人读书，必以熟读其人之本书正文为主。知不知，不足为先生损益，然使圣贤之道不明，异端之说滋炽，是则愚之所惧，而不容于不辨。

全祖望谢山本于理学寝馈不深，又濡染于李穆堂之偏见，其修补黄氏父子之《宋元学案》，所费工力甚为深博，然于平章学术，考镜得失，则多有偏阿。若徒务博涉，不知反己，此恐不为能善学朱子，并亦将为朱子所不许。

而又有第四害，自有朱子，理学大盛，道家固已不振，而释氏禅宗亦如强弩之末，更不能与理学相争衡。文集著述发明大义，其与门弟子之谈说，则转多微言。

治朱子学者，仅证得朱子晚年并无折从于陆之痕迹，岂朱子学之价值固即在是乎？孙承泽著《考正晚年定论》，谓朱子四十五以后，实无一言合于陆氏，亦无一字涉于自悔。一片肫恳精神，洋溢纸上。

和靖称伊川之语曰：某在，何必观此书？文公先生则曰：伊川亡，则不可以不观。然亦并不专在朱陆异同一问题上立意，则深望读者之加察。其思想方面，虽片言只辞，皆出朱子所躬行实践，亲体默证。直卿之言曰：历千载而如会一堂，合众闻而悉归一己，是书之传，岂小补哉，斯可谓直卿对《语类》一书价值最恰当之评论。

又如《易本义》成稿后即未有改定，而《语类》论《易》，多有在本义后与本义异者，此性传所谓当以语为是也。非特此也，先生平日论事甚众，规恢其一也。

直卿虽有不满《语类》之意，成之所云可谓正论。治一家之学，必当于其大传统处求，又必当于其大背景中求。

并亦一仍原文，不轻删削。然若专读其著述书，而不读其《文集》与《语类》，则如朱子教人常云吃馒头仅撮一尖，终不得馒头之真味。